研究背景:糖尿病前期存在表型异质性
糖尿病前期包括IFG、IGT以及HbA1c处于糖尿病前期范围等状态。这些标准所识别的人群存在重叠,但并不完全相同。IFG通常以肝脏胰岛素抵抗、外周胰岛素敏感性相对正常和早期胰岛素反应受损为特征;IGT则更多表现为外周胰岛素抵抗以及早期和晚期胰岛素分泌缺陷。因此,糖尿病前期并非单一状态,而是一组具有不同病理生理基础的异质性人群。
越来越多证据显示,生活方式干预在降低T2DM进展风险方面的效果可能因糖尿病前期表型而异。IGT人群,无论是否合并IFG,往往能从干预中获益;而单纯IFG人群的临床反应较差。既往研究多关注血糖结局,较少分析干预是否在不同表型中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。体力活动是糖尿病预防的核心行为组成部分,可客观测量,并与糖尿病风险独立相关。若不同表型对同一干预的体力活动应答不同,则可能为临床效果差异提供行为学解释。基于此,研究者利用3项采用相似团体生活方式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数据,按血糖正常或糖尿病前期表型分层,分析体力活动变化。
研究方法:3项随机对照试验汇总分析
本研究汇总了Let’s Prevent Diabetes、Walking Away from Type 2 Diabetes和PROPELS这3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。随机化在全科医生诊所层面进行,参与者被分配至常规护理组或干预组。干预均采用结构化团体行为干预,内容包括糖尿病预防教育、目标设定、计步器自我监测和长期维持支持。体力活动目标通常为每日增加3000步,并根据个人能力调整,例如每2周增加500步/天。随访时间点包括12、24、36和48个月,主要结局为每日步数。
参与者为T2DM高危人群,基线时通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(OGTT)定义为血糖正常、单纯IFG、单纯IGT或IFG+IGT。最终共有2150例参与者具有基线及至少1个随访时间点的完整数据(图1)。体力活动使用密封计步器或ActiGraph加速度计客观测量,要求至少3个有效日、每日佩戴至少10小时。统计分析采用广义估计方程,调整治疗分组、时间点、研究、性别、族裔、年龄和基线步数,并允许按全科诊所聚类。
图1. 各时间点具有体力活动(PA)、2小时负荷后血糖(2h)和空腹血糖(FG)有效数据的参与者CONSORT流程图,按研究分层
研究结果:不同血糖表型的体力活动应答不同
基线时,单纯IFG组每日步数最高,为7244±3489步;血糖正常组为6130±3201步,单纯IGT组为5984±2904步,IFG+IGT组为6310±2872步。人口学方面,血糖正常组平均年龄63岁、体重指数(BMI)29.9 kg/m2、男性56.4%、欧洲白人76.7%;单纯IFG组年龄63岁、BMI 29.8 kg/m2、男性70.0%、欧洲白人79.1%;单纯IGT组年龄65岁、BMI 31.1 kg/m2、男性60.4%、欧洲白人80.5%;IFG+IGT组年龄65岁、BMI 31.7 kg/m2、男性62.7%、欧洲白人82.6%。
步数方面,与常规管理相比,干预使血糖正常组48个月内每日步数平均增加247步(95%CI:4~491,P=0.047),单纯IGT组增加523步(95%CI:229~818,P<0.001),IFG+IGT组增加808步(95%CI:402~1213,P<0.001);但单纯IFG组无显著变化,平均仅增加71步(95%CI:-429~571,P=0.781)(图2)。以500步/天作为不活跃成人的最小临床重要差异阈值,单纯IGT组和IFG+IGT组达到临床意义,血糖正常组未达到,单纯IFG组未达到。
图2. 干预组与对照组在48个月内步行活动的平均差异
血糖结局方面,干预仅使IFG+IGT组的2小时负荷后血糖降低,平均为-0.5 mmol/L(95%CI:-0.9~0.0,P=0.039);进一步调整基线和体力活动变化后,该效应减弱至-0.3 mmol/L(95%CI:-0.9~0.1,P=0.131);其他表型中,2小时负荷后血糖和空腹血糖均无显著干预效应(表1)。
表1. 对照组和干预组随时间汇总的体力活动、空腹血糖和2小时负荷后血糖及相关干预效果
体力活动的干预效果因表型而异。交互分析显示,单纯IFG组的体力活动干预效果与单纯IGT组(P=0.017)和IFG+IGT组(P=0.021)显著不同,但与血糖正常组无差异(P=0.793)。敏感性分析显示,体力活动效果在研究、性别和BMI间一致,仅单纯IGT组中男性干预效果大于女性(P=0.003)。当对表型进行回归时,体力活动随时间的变化在各组间相似。
讨论:行为应答差异与临床效果异质性
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,同样是结构化、团体式、以目标设定和计步器支持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干预,不同糖尿病前期表型的体力活动应答明显不同。IFG+IGT人群行为反应最好,单纯IGT人群次之,血糖正常人群增幅较小,而单纯IFG人群几乎没有反应。这一模式与既往临床观察相呼应:IGT人群通常更能从糖尿病预防干预中获益,而单纯IFG人群临床无反应更为常见。研究者提出,除IFG与IGT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外,行为反应差异可能是一个额外且互补的解释。
单纯IFG人群对干预反应较低,可能与若干因素有关。该组基线体力活动水平最高,超过7000步/天,可能存在天花板效应:原本已较活跃的人,进一步增加步数的空间有限。此外,单纯IFG组男性比例更高,而性别、社会心理和外在健康决定因素可能影响体力活动行为。既往关于糖尿病前期体力活动障碍的研究多未区分表型,压力、缺乏时间与动力、自我效能不足等障碍是否在IFG人群中更突出,仍待阐明。在单纯IGT组中,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差异部分由对照组活动水平随时间下降所驱动,而干预组维持了活动水平;在老龄高危人群中,这种维持本身具有临床意义。
IFG+IGT组不仅步数增幅最大,也是唯一观察到2小时负荷后血糖改善的亚组。该血糖改善在调整体力活动变化后减弱,支持行为反应部分中介临床反应的假设。最高危的IGT人群可能因为更大幅度地增加了体力活动,从而获得更好的血糖结局。本研究为事后汇总分析,且3项试验在随访时间点和教育课程时长上存在差异,但各研究采用统一标准操作程序,模型也调整了研究间差异,敏感性分析结果总体一致。
结论:表型分层有助于识别干预低反应者
来源:James E, Henson J, Davies MJ, Khunti K, Yates T. Differential physical activity responses to diabetes risk reduction interventions according to prediabetes phenotype in at-risk individuals: pooled analysis from thre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. Diabetologia. 2026 Sep 14. doi: 10.1007/s00125-026-06873-5. Epub ahead of print. PMID: 4273640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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